唐朝民族政策

关于称呼

唐人

唐帝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集大成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至今，国人称汉族为“汉人”，海外国人则无论民族统统以“唐人”自称，可见，唐帝国对各民族人民影响之深。

唐帝国鼎盛时期，若将各个藩属、羁縻州包括在内，在疆域上，东至大海，西到中亚乌浒河流域，北方囊括蒙古高原直至西伯利亚平原，南方越过秦岭，在今天中南半岛诸国中具有极深的影响力。这个大帝国中，包括回鹘、渤海、南诏这样经过唐朝皇帝册封的属国，也有吐蕃、新罗这样的唐朝藩国，更有如波斯、昭武九姓国、阗国这样自愿纳地成为唐朝府州。

天可汗

唐中前期，北方各民族以“天可汗”称呼唐天子，这个称呼不仅仅是表现出对唐天子的敬畏，在更深的含义中，有视唐天子为北方各民族之共主、这些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唐帝国的地方政权的重要意义。而且，唐帝国也册封统治者为帝国的官吏，将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版图，成为不改他们传统习惯的羁縻府州，总数多达800多个。

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它的建立自然离不开夷汉各民族的共同努力，这一点，可以从唐前期统治阶层的民族构成看到部分表露。

关于统治

首先，在唐帝国统治集团中心就存在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圈。

作为皇族的李氏集团，就是一个掺杂着少数民族血脉的家族。李氏为陇西大贵族，在北周、隋时期都受到重用，如李渊的父亲就李虎在北周建立之初就是得势权贵，甚至还在宇文泰恢复鲜卑旧姓的“运动”中分到一个鲜卑姓氏——大野氏，成为北周亲信贵族，当然，这个姓氏单念还没有什么，与李虎的名字一连读就出笑话了。这个似乎适合生活在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名字也不能说明李氏的祖先就是鲜卑族或者非汉族，但是，李虎的妻子独孤氏（独孤氏出自汉）、李渊的妻子窦氏、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都是胡族出身，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如此一来，入主中原的李氏家族自然对看待少数民族的眼光就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

多胡出身

长孙顺德，李世民之妻长孙氏的族叔，就是北魏宗亲，与元、窦、宇文氏并为第一等的代北贵姓；刘文静，祖上匈奴族；阿史那大奈，突厥族；刘宏基，匈奴族；窦抗，匈奴族；宇文士及，匈奴族；党仁弘，出身西羌；长孙无忌，长孙顺德族侄；丘行恭，鲜卑人；刘政会，匈奴族；高士廉，鲜卑族（鲜卑化的汉人）；尉迟敬德，羌人；屈突通，奚人；……如此不一而足。

众多的少数民族谋臣、武将，仅仅闻名于凌烟阁的就有长孙无忌、尉迟敬德、高士廉、刘弘基、屈突通、长孙顺德、刘政会等七人之多，几乎占去凌烟阁功臣中的三分之一。这样一个统治集团，在历代中原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也显示出，在唐建立之初以及平定中原的过程中，少数族就已经开始为李氏皇族所接受，甚至所信任，成为这个新生王朝的重要支柱。就算说，没有少数族的出谋划策，就没有唐帝国的出现，也应不为过。

少数族名留青史

在唐前期，亦即唐帝国扩张时期，史书上也留下许多其他民族武将的名字。而这些名留青史的少数族名字，也正是这个时期唐帝国民族政策的现实反映。

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刚刚完成的时期，作为皇族的杨、李二氏都是数代与胡姓通婚，如独孤氏、窦氏、长孙氏虽然都已成为汉姓，但他们原来均属胡姓，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统治者（个别者除外，像隋炀帝）心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了，‘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十分严重，这就为减少民族隔阂、增加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创造了气氛。唐朝番臣、番将殷庭，《新唐书》特置《诸夷蕃将》类传，就是证明。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确实是时代的产物，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南民势力

唐朝的南方，同样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势力。但在那个时期，南方边远地区尚处于发展的滞缓阶段，族属分化不十分明显。唐朝立国后，南方大部分地区随着萧铣的投附而归顺政府，岭南地区亦以其头人冼氏附唐而得以顺利地解决。与北方比较而言，唐朝在南部几乎没有动用大规模的武力。唐朝军队的调动和征用，几乎都在北方。事情很清楚:北方，特别是西北，分布着几支成熟的民族势力，它们的存在比唐朝还要早许多，北方政权的成熟和完善，使其发展与中原王朝不相上下。

唐朝征服北方和西北势力，构成了前期的重要内容，他们的民族观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上文太宗华夷一家的所指，主要集中在北方民族。太宗在征服东突厥之后，就如何安置突厥降户的问题，朝臣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最终将他们安置在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南）至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南）之间的长城地带，其上层人户则被安置在都城长安等城市之内。唐朝之选择长城沿线安置突厥降户，一方面考虑到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保持，另一方面则更利于中央对他们的控制。为安抚外来的降户，唐朝势必要作出妥善的安排，这样才有利于维护政权和国家的稳定。

于是，各个不同民族势力之间差别的泯灭和彼此之间的求同存异，就成为王朝追寻的目标。处于这种情势下的民族观念，自然是华夷一家或彼此不分了。

无番、汉之别

唐初名将李靖曾讲：“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故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这充分体现了唐人的民族观。这种开明的民族意识又自然地导致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当然，唐朝统治者不可能真正做到“爱华夷如一”，但其民族政策之开明则的确堪称历代之冠。

天宝之前，唐朝不断出兵征服四境各族，对于这些被征服者，唐朝大多采取安抚政策。如唐太宗征辽东，掳得高句丽百姓一万四千口，本当分赏将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此外，唐朝对于少数族族人才也大胆地予以重用。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谨行等都深受重用，有的还成了驸马。开元、天宝之际、少数族族将帅甚至成了唐军主力。安禄山、哥舒翰还晋升为王爵。这类现象在其他王朝是绝对见不到的，更非蒙元的以族分等，清的虽尚满汉一体实则行满汉大防政策所不能比拟。

胡汉关系

胡汉关系、士庶问题是中国中古时期贯穿整个社会的两大主线，也是今人理解那个时代风貌的两个主旋律。就唐朝而言，其胡汉关系与魏晋南北朝不同之处在于：由于王朝一统化政局的出现，这种关系被置于政权的支配下并受国家的强力影响，因而其背后展现的是国家意志。这与此前中原王朝解体、国家不在场导致的胡系政治集团支配的“双轨制”“二元制”格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这种场域下，胡汉关系的趋势与国家强力的牵引，存在正向对应的关联，这构成了我们理解唐代（至少是唐前期）的基本内容。然而，这种走向并不否认胡汉关系中那些复杂而具体呈现出来的诸多成分，尤其是不同族性与文化之间引生的龃龉、矛盾和博弈。

人才策略

唐帝国对人才持开放的策略，在唐帝国前期，不单是突厥、匈奴、鲜卑、西域、高句丽、吐蕃等这些民族人才为帝国所用，连日本大食的人才也可以在帝国的政府做官，这些人才使用政策之开放性、开明性都是其他王朝所不能比拟，似乎现今的中国也没有外国人在政府做官的现象。

也正是这样开明的民族政策，开放的人才策略，将当时东亚以及中亚地区的人才引进到唐帝国的庞大统治机构中来，使得唐帝国前期能够在其辽阔的疆域里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在短短百年的时间里塑造出一个疆土广阔、民族众多，世界上最富足、强盛的大帝国，与后来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对峙于东西方。也只有唐帝国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一种只论能力，毫无民族歧视的人才政策，才能够创造出中国古代史尚最为辉煌、壮丽的盛世帝国。

但是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过于信任，任其做大，也是唐朝后期边疆问题的根源。安史之乱后大唐再也不像原来那样重用外族了。

参考资料

理解唐朝胡汉关系的三条线索·中国历史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