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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

严修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

严修(一八六零年——一九二九年),字范孙,直隶天津人。生于咸丰十年,光绪癸未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后任贵州提督学政、学部侍郎,创办“南开”各学校,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光绪二十年,严修简放贵州学政,当年十一月到任,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离任。三年间,他认真履行学政职责,巡回考校生童,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包括西方科学知识,改革学古书院,创设官书局,奏开经济特科,自己还学习数学、英文,在贵州以至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本名

严修

范孙

梦扶

所处时代

清至民国

民族族群

出生地

直隶三河(今河北三河)

主要作品

《严修东游日记》

主要成就

革新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创办南开系列学校

出生日期

1860年4月2日

逝世日期

1929年3月14日

籍贯

直隶天津(今天津)

祖籍

浙江慈谿(今浙江慈溪)

职业

教育家、书法家

生平简介

严修(1860-1929)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原籍浙江慈溪。曾任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等职,积极推动全国教育改革事业。与旧官吏不同,他倡导新式教育,曾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制定“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他的最大贡献则是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今天津市第二南开中学)等南开系列学校。

1860年出生。汉族。世业盐商。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但他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史,积极倡导新式教育。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严修大力推进民间办学,热心于乡里兴学。开始以学馆为基地,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先约张伯苓来教家塾(时称“严馆”),习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开津门西学之先。又联合士绅创办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堂,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与半日学堂、补习所、研究所等多种教育机构。严修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1902年创办的严氏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1905年将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女学,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女子小学。并在私宅创办了“保姆讲习所”(幼儿师范)及严氏蒙养园(幼儿园),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幼儿教育骨干。

探索教育

在推行新式教育方面,严修的重大贡献是筹设南开学校。1902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1904年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张伯苓决定将严馆和王(益孙)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严修作为校董,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上对南开也有很大影响。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严修晚年还在天津倡组了城南诗社、崇化学会,著述存稿有诗、文、日记、函札等多种,现辑录出版的有《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严修不仅通经史、习数算,还研究泰西之学。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其书法秀逸浑雄,颇有功力,为当时津门四大书家之一。其还善诗歌,与赵幼梅、王守恂同被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

革新教育

严修是积极倡导西学、革新封建教育的改革家,是天津近代民办教育的先行者。大力推进民间办学,热心于乡里兴学。开始以学馆为基地,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先约张伯苓来教家塾(时称“严馆”),习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开津门西学之先。又联合士绅创办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堂,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与半日学堂、补习所、研究所等多种教育机构。严范孙认为,旧的教育口不离诗书,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言行不一,学用脱节,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实用人才。

1897年,在任贵州学政时,就大胆变革教育,学子不仅阅览经史书籍,而且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同时,甘冒顽固派之大不韪,上书皇帝开设“经济特科”,强调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必经过科举正途,也可量材取用。严范孙这一主张,是自隋朝实行科举以来的巨大突破,震动朝野。他的改革尝试,也使地处偏陬、民贫土瘠的贵州文风为之一振。贵州学界为他立“去界碑”、“哲学碑”,称他是“经师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创办大学

严范孙最重要的教育贡献是在20世纪早期,与张伯苓一起广纳社会力量创建了全新教育模式的著名的南开学校。这是中国人以自己的力量发展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不仅给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塑造了一道新颖的学校景观,也给世人、给时代树立了一个先进的民办教育的典范。n

南开学校由男中部(即1904年成立的南开中学)、大学部(即1919年成立的南开大学)、女中部(即1923年成立的南开女中)、小学校部(即1928年成立的南开小学)组成,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教育系统。南开学校学习和借鉴以科学、民主为旨趣的西方教育精神,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强调爱国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注重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形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和“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至今南开大学还是国内名校,这与严范孙的开创之功是分不开的。所以,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说:“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

校园建设

严修等人的努力终见成果,于是从1919年4月起开始兴建大学校舍,5月成立大学筹备课,拟订校章,规划系科,组织招生,9月录取周恩来、马骏、张平群等96名学生,25日举行开学典礼,严修、黎元洪、范源濂等莅会,私立南开大学诞生。第二年开始招收女生,这是中国近代私立大学中最早招收女生的高等学府。应当说,南开大学得以奠定巩固始基并获初步发展,是与严修的努力与名望有着极大关系的。胡适在分析南开教育时,曾对严修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及其对教育的信念、对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给予很高评价。可以说,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

严修在南开大学最初发展中,曾以个人财力、物力给过学校很大支持。1919年他捐赠南开大学购书款2千美元,同年还赠中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5亩多,折洋18130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20年代,南开大学接受几笔大的社会捐款,也不无缘自他的名望和关系。如1921年江苏督军李纯以其四分之一存款捐助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就是由其弟李馨致函严修,并派员与严修之代表洽商拨交手续的。二922年严修好友徐世昌捐助南开大学震义银行存款票据8万元,也是经由严修转交南开大学的。

教育理念

严修不仅从物质上给予南开大学支持,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对学校早期的办学宗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无不有着重要指导作用。严修主张“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对于南开文科的发展,严修曾拟与梁启超联合,吸纳优秀人才,使文科在全国建立学术地位和影响,梁启超对此也信心十足,表示“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后来,梁启超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他又计划在南开设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学校采半学校半书院制,院舍在南开,课程与南开保持相当的联系,主要研究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严修对此十分赞成,多次与梁研究磋商。在理工科设置上,严修支持张伯苓发展应用科学的主张,使南开大学比较适应了天津及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办南开教育上,严修一直把张伯苓视为知己和同志。他十分信任和支持张伯苓。张伯苓最初主持南开教育是极不容易的,社会上并不理解南开大学建校的初衷和主张,认为南开大学要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校长。面对社会的压力,正是严修给予了张伯苓坚强的支持。历史已经证明,张伯苓的确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南开之所以办出骄人的成绩,南开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所著名大学,张伯苓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严修慧眼识贤才,他给南开大学选了一位好校长,这也正是他对南开的最大贡献。

慧眼识才

严修慧眼识贤才,还表现在他对周恩来的器重和资助上。1913年周恩来考人南开中学。在南开这个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环境中,周恩来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赴日本求学,翌年4月严修去美国考察教育途经日本,受到周恩来热烈欢迎。在几天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相伴左右,甚至在严修下榻旅馆留宿彻夜长谈。同年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国又在日本停留。严张告诉周恩来南开将设大学,欢迎他回母校就读。

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经严张同意免试进人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严修在私宅设宴欢周恩来人大学后,成为南开和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觉悟社”,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带领广大进步青年学生请愿,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开展以科学、民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1月遭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不减斗争锐气。同年7月胜利出狱。严修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10月,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1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支票携走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1921年严修日记载有:2月27日“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1922年旧历正月初五,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修。

严修在经济上对周恩来的帮助,不仅使之免受饥馁之苦,而且周恩来不必像其他旅欧学生那样勤工俭学。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除短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动组织外,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从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后,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对此,周恩来十分感激。他深情地说:“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

人物评价

1929年3月15日南开“校父”严修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遍及全世界各地的南开校友捐款,在南开中学建“范孙楼”,并塑造了铜像。1992年,南开大学又塑铜像于校园,以此来纪念严修一生矢志新学的功绩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严修东游日记》这本“东游日记”是由《壬寅东游日记》和《第二次东游日记》构成,前者系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后者系1904年(光绪三十年)。比较翔实地记录了明治三十年代日本教育的实况,包括学校的学制、定员、经费、课程设置、教学法、教学设备等各个方面情况;其次严修在日本接触到不少名人,日记中对其中一些人的言行和印象也有记录。这本日记不仅对研究日本史、中国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研究严范孙其人及其教育思想发展的珍贵史料。

南开大学作为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创办新式大学的成功典范,严修为她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教育的极大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使人感怀和钦敬。严修去世后,南开大学召开追悼会。张伯苓高度评价严修的办学功绩,他说:“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产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其著述存稿有诗、文、日记、函札多种,辑录出版有《严范孙先生遗著》、《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等书。其书法俊逸潇洒,妩媚多姿,为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之一。

参考资料

一代人师——严修·南开大学新闻网

严修简介·贵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