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起义

惩治汉奸

1933年5月，高树勋与吉鸿昌一起，奔赴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组织冀察民众抗日同盟军。这支部队在长城内外抗击日寇，连克数城，威震中外。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高树勋集中河北民团近万人，在大名进行整编，组成河北暂编第一师，不久，奉命改编为国民党暂编第九师，后又改为新编第六师，与日寇周旋作战。

后来，高树勋的新六师被改编为国民党十军团第八军，高树勋任军长，受大汉奸石友三的节制。石友三，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等被称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石友三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关系，借助日本势力，勾结失意的军人政客，组织队伍在冀东活动，为日本侵略军开辟道路。

石友三与日伪军勾结，其部属十分不满。师长米文和、张雨亭等不愿当汉奸，准备伺机除去石友三。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这样，石、高之间的矛盾就进一步加深了。石友三第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利用这些矛盾，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开始商谈投降条件。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等感到形势紧迫，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说是要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不一会儿，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4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孙良诚这时才知受了利用，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独自离去。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起义经过

密谋商谈

1945年8月1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消息后，晋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勋也收到了一份来自南京蒋介石的电报：“你部原地驻防待命，移地受降之事待议……”高树勋阅后顿生一团怒火：岂有此理，抗战期间，你的嫡系一直躲在大后方养精蓄锐，留下我们这些所谓的“杂牌”在前面流血卖命，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抢占地盘，相反却要我们这些一线部队“原地待命”，由你的部队去“摘桃子”。这样对待我们，天理难容！

恰在这时，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来电，邀请高树勋进攻南阳；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来电要他去新乡，以便北进，打通平汉铁路，抢占北平、天津。经权衡比较，高树勋接受了孙连仲的邀请。

随着部队不断向北推进，高树勋深知要穿过八路军控制的冀察根据地，绝非一件易事。因此派出使者王定南，带上自己的亲笔信，潜赴太行，去找当年他在河北省保安处任职时就曾有过交往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8月29日，王定南在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的陪同下来到了黎城。

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看过信后，向王定南询问了高勋的有关情况，王定南详细介绍了高树勋这几年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受排挤、遭打击的情形。刘、邓研究了对高树勋的争取工作，决定由申伯纯负责，组成一个争取高树勋起义的工作小组，成员有边区参议靖任秋、总部参谋路展、李新农、席一、刘岱及电台机要人员辛良志、赫文祥、徐双海等。经过周密的计划安排，策反小组成员辛志良、赫文祥与高树勋见面了。

恰在此时，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正在重庆被蒋介石召见，孙向蒋陈述欲以第三十军、第四十军沿平汉路w北进，利用高树勋和“共军”的关系，让其开路，把高推向进攻八路军的战场上，以打通平汉路。蒋介石听后觉得正中下怀，于是电令高树勋：令你部暂住新乡待命。同时任命高树勋为第ll战区副司令长官。

尽管高树勋被蒋介石委以“重任”，但他深知蒋介石和孙连仲不会信任自己，所以仍在暗地作自己的打算。

9月底，国民党第11战区所辖新八军、第三十军、第四十军云集新乡，完成了向北推进的准备。高树勋认为，眼下全长约300多公里的平汉路，全被八路军控制，孙连仲要打通平汉路谈何容易。既然王定南已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不如甩开第三十和第四十军，自己率新八军单独北上，先到石家庄受降，然后去冀察边区再作打算。于是10月1口，他决定再次派王定南与刘、邓协商假道北上的问题。

施加压力

10月13日，即《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正式公布的第二天，蒋介石颁布内战密令，要求各部队将领：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

于是10月14日，第11战区所辖第三十军、第四十军、新八军由新乡出发，沿平汉线北进，18日进抵安阳。与此同时，国民党后续4个军也紧随其后，相继抵达郑州、新乡。平汉线战事已处一触即发之势。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上党战役行将结束时，刘、邓首长立即返回晋冀鲁豫军区驻地赤岸，筹划另一场更大的战役。

10月16日，刘、邓首长下达平汉战役作战命令，决定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三区主力部队于漳河北岸至临铭关段铁路两侧，以一部牵制向北推进的国民党军第一梯队右翼，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其沿铁路行进的左翼一部；另以基干部队一部结合广大地方武装民兵，自新乡至安阳两侧不断进行袭扰截击，切断其后方补给线，迫使其残留大量兵力于沿线各要点，以迟滞敌行动，保障主力顺利完成歼灭顽军的任务。

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从上党和冀鲁豫等地源源不断开赴平汉线，准备在邯郸古城与蒋介石的北进之敌决一雌雄。

就在刘、邓大军挥师东进，于平汉线上布设袋形阵地的同时，由新乡北进的国民党3个军，在安阳一带稍事休整，继续北进，10月22日渡过漳河，24日，全部进入刘、邓预设战场。

在这种情况下，高树勋焦急不安，他当着几个老部下的面说：“不能再继续打了，照这样打下去，我们全军1万多人的性命就要断送在老蒋的手里了!”面对危局，高树勋清楚的意识到：假道北上已不可能，继续打下去后果更不堪设想，在这种欲进不能，欲打不得的情况下，高树勋只能等待早在17日派王定南和八路军联系的结果了。

瞻前顾后

高树勋同意就地起义后，王定南立即赶到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向刘邓汇报了高树勋要求八路军方面派人前去会谈，以及高树勋矛盾的心理。刘、邓首长当即决定派遣曾是高树勋老部下的李达和他的老熟人靖任秋前去面谈。出发前，刘、邓首长和他们一起分析了目前高树勋的心理状态，研究了谈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确定了谈判的方针原则。刘伯承司令员还写了一封信，让李达参谋长带给高树勋，代表他和邓小平政委向高树勋问候致意。

受领任务后，李达、靖任秋飞车来到车骑村第3纵队司令部。李达参谋长决定：夜穿火线，进入马头镇。借着夜色的掩护，在侦察员的带路下，他们顺利地来到了新八军特务营营部。李达写了一张纸条交给营长孙元儒，并对他说：“请马上把这个交给高树勋将军，要注意避开别人”。

孙元儒来到高树勋的住处，见高正在参谋长办公室和副军长马润昌、参谋长廖安邦谈话，他进去向高树勋打了个招呼，便退出室外。随即高、孙两人一起来到高树勋的办公室。孙元儒赶紧把纸条交给高树勋，只见上面写着“我俩到此，李景”，高知道是李达和靖任秋来了，惊喜地问：“他们在哪里?”不一会儿，高树勋来到了特务营营部孙元儒的住处，高与李达和靖任秋一一握手。

李达首先代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向高树勋致以问候，并拿出刘伯承的亲笔信交给高树勋。高看过信后感激地说：“多谢刘、邓二位将军的关照，此次进攻解放区，并非高某本意，实为他人所逼。”李达参谋长知情地说：“高将军此次率部北行，被迫走上内战战场，这一点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早有所知。”

李达指出：“沿平汉路北上的国民党军已在我军的团团包围之中，面对现实，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个人的前途着想，高举义旗是上策。”说到这里，李达话锋一转：“如果现在起义，其意义有如西安事变，我党政策历来是只要有功，即有地位和荣誉，像吕正操同志，现已成为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了。”

高树勋听着，站起身来明确表示：“我愿意率部队起义。”紧接着双方就起义后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高树勋担心地说：“我的夫人刘秀珍和王定南的夫人唐宏强尚在徐州，西安也有我的子女和眷属，宣布起义后，恐怕被国民党扣押和迫害。”对此李达表示同情，并坚定地说：“请高将军放心，这件事我们回去一定向刘、邓首长汇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他们的安全。”

高举义旗

10月30日晨，高树勋离开长官部，来到马头镇，当天下午，高树勋召集新8军军部和原冀察战区校官以上干部训话，他庄重地说：“诸位兄弟们，今天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是要宣布一件重大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要退出内战，立即举行起义。”霎时会场上寂静无声。高接着说：“何谓起义?我认为就是伸张正义，走向新生。

我决定起义并非贪生怕死，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是我在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中找到的一条光明之路!现在日本刚刚投降，我们大家都渴望和平安定的日子，可是蒋介石却要发动内战，命令我们进攻解放区。以前我们大家同八路军一起打过日本鬼子，在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总是帮助我们，今天蒋介石政府强迫我们进攻解放区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不能再糊里糊涂地打下去了……”

高树勋慷慨激愤的讲话，引起了大部分军官的共鸣，同时也使一些人惊愕与不安，因为他们事先毫无准备，感到十分突然，一时不知所措。但一经高树勋讲明道理，绝大多数没有表示反对意见。最后高树勋斩钉截铁地说：“愿意跟我走的留下来，不愿跟我走的，我不强留，可以自便。”

高树勋起义的消息传出后，正在北进的第三十军、四十军已成惊弓之鸟，准备向南突围逃跑。此时刘、邓果断下达命令：各部队迅速出击，把不投降的敌人全部消灭。

于是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按照刘、邓首长的命令，乘敌人南逃之际，多路出击，四面围攻。经过一场激战，国民党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大部被歼，只有少数残敌漏网逃窜。这次战役俘获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三十九军师师长司光恺，一○六师师长李振清、六十七师师长李学政等高级军官以下2.3万多人。至此，平汉战役胜利结束。

1945年11月1日，高树勋、乔明礼等率领新八军、河北民军1万多人迅速撤离战场，离开磁县马头镇，到武安县伯延镇一带休整、补充。11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八军旧名均可。

1945年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一军军长、乔明礼为第二军军长。回到驻地，高树勋还沉浸在欢乐之中，见到李达，他郑重地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几天后，高树勋见到了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再次提出要求入党的问题。

1945年11月13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高树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加强整顿

为了把民主建国军建设成一支新型的军队，晋冀鲁豫军区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统，但在民主建国军的政工人员，采取“左”的关门主义态度，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所以，他们与起义军官的关系闹得极不融洽。加上一些政工人员品质不好，弄虚作假以邀功请赏，渐渐把事情推向了极端，以至在1947年6月15日，连高树勋夫妇也被押到军区驻地受审查。

晋冀鲁豫军区很快将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回电说：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这样，总算把高树勋保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高树勋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1972年1月1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战役意义

高树勋在这次战役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为我军迅速夺取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开创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大部队起义的先例，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为此，毛泽东致电嘉奖，亲自提议将所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任命高树勋为总司令。并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为在后来的全国解放战争中，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官兵起义树立了榜样。

参考资料

高树勋：起义第一将军·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