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院

寺院介绍

简介

平等院，日本早期木构建筑，沿着京都宇治川边兴建，据说是古代日本人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极致具体实现。该院兴建于公元1052年，规模相当今日1/2宇治面积的平等院乃为引入宇治川水，依佛教末法之境，在水池之西建造阿弥陀堂，水池之东则建构象征今世的拜殿，打造“净土庭园”之喻的代表建筑，其规格更为后来日式庭园的参考指标。

古刹的平等院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面对阿字池而建，初期因置奉“阿弥陀如来”与51尊“云中供养菩萨像”得名的“阿弥陀堂”，后因“阿弥陀堂”外型似欲振翅而飞的禽鸟，在中堂脊沿更有两只尊贵象征的金铜凤凰像，遂在江户时代，更名为“凤凰堂”。

改建

平等院由平安时代权倾一时的藤原赖通改建其父别院，规模相当今日二分之一宇治面积的平等院乃为引入宇治川水，依佛教末法之境，在水池之西建造阿弥陀堂，水池之东则建构象征今世的拜殿，打造“净土庭园”之喻的代表建筑，其规格更为后来日式庭园的参考指标。平等院创建于公元11世纪中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为世界文化遗产。

寺院刚建成时，宽阔的寺内曾建了许多的建筑物。后来因为战火大部分被焚毁。现在仅保存下凤凰堂、观音堂、钟楼。其中比较有名的要数“凤凰堂”，之所以叫它“凤凰堂”，是因为屋顶上有一尊凤凰像，这尊凤凰像也单独被印在了万元面值的日币背面。建筑物向两翼的方向延伸，看上去凤凰就像要展翅飞翔。它正式的名称叫“阿弥陀堂”，里面供奉着“阿弥陀如来佛”的坐像。“阿弥陀如来佛”是管辖极乐净土（佛教中的人去世后的美好世界）之佛，这尊佛像已被列入国宝级文物。

寺内建筑

大殿

大殿里供有一座阿弥陀佛像。阿弥陀佛是慈悲佛，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统治者，因此，建造者在窗户上嵌上格子，这样隔着湖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脸。巨大的佛像是木制的，涂了漆，镀了金，还被复杂精致的金色光环围绕着。大殿还用52个庄严的坐在云端弹着乐器的仙人来装饰墙体。在门和木墙上绘有优美的图画，其中一些是日本目前最古老的绘画。

阿弥陀如来华盖现已从天花板处摘取下经过翻修，完工于1053年，离地6米高，笔直地悬挂在阿弥陀如来坐像之上，双层的华盖由花形部分和盒箱部分组成，被认作是该国现存最古老的华盖，华盖盒箱部分的局部，高1.3米、长4.8米、宽4.6米。一旁钟楼里有一个重达三吨的青铜钟。

凤凰堂

“凤凰堂”可说是集绘画、建筑、工艺与雕刻等艺术国宝于一堂之作，其形制尚保留敦煌壁画中唐佛寺之韵味。凤凰堂设计构思仿造极乐世界的净土，形式和色彩力求辉煌欢快。其平面似凤凰飞翔之状因之得名。正殿为凤身，左右廊为风翅，后廊是凤尾，平面富于变化和动感。正殿屋顶为重檐歇山顶，两翼檐下加装饰性平坐，转角部分升高作攒尖顶。正殿屋顶正脊两端各置一铜凤，门上和檐下缀各种铜饰，殿内有精美的绘画和雕刻，还用金箔、珠玉、金属透雕等多种工艺手段作装饰。

当时贵族向往佛教中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故而这种华丽的唐式佛寺建筑得到了发展在“木造天盖、云中菩萨供奉像、凤凰金铜像、梵钟与壁画”等稀有国宝级文物与平等院自身的历史价值条件下，在1994年被联合国文教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殊荣，保存其固有意义，而在现今流通的10圆硬币与万元纸钞背后，更可得见“凤凰堂”图案，代表着此处对大和民族的重要意涵。

观音堂

观音堂始建于13世纪，殿里供奉着观音菩萨像，镰仓时代的佛教寺庙在废墟中重建，由两个法桥凭借天空相应的形象，为平等院重要文化财产。罗汉堂为歇山顶建筑，宽4公尺，长3.2公尺，高5公尺，由当地出身的江户幕府御用制茶师星野道齐等人于1640年建造，在凤凰堂等日式建筑林立的平等院中独具一格。

罗汉堂中供奉主佛宝冠释迦如来坐像及十六罗汉像等，其天花板绘有土黄色的云龙图。过去三百六十七年来，罗汉堂一直大门紧闭，里面满是灰尘，墙壁等处也是伤痕累累，2007年6月对罗汉堂进行了大整修。

历史

道长之子、造园家藤原赖通(992——1074)，居关白之职达50年，他利用职权于治安元年(1021)兴建了京都市区内最著名的高阳院，美景盛极一时，其子桔俊刚(1028——1094)就是在鞍前马后的造园历程中心领神会，才写下了世界最早的造园书《作庭记》。永承七年(1052)藤原赖通又在宇治兴建2公顷的别业；康平五年(1062)，舍宅为寺，改为平等院，皈依佛门，法号莲华觉和寂觉，在此修行，直至圆寂。

12世纪后相继建立法华堂和五大堂等，建武三年(1336)战火毁院之大半，以后陆续复建。受唐朝皇家园林和佛教的影响，平安时代产生了净土园林，它有明显的轴线序列和水池前景，平等院凤凰堂就是典型：东西轴线一贯到底，轴线东面为小御所院落，前为开阔的广庭，广庭前为水池，池底铺玉石，岛岸卵石洲浜式，外岸条木桩折线式，水中筑中岛。中岛正中构凤凰堂，凤凰堂前立石灯笼，凤凰堂后架桥屋，中岛北筑小岛，两侧架以反桥和平桥，中岛南架小桥与北桥相呼应，形成十分完整的轴线布局。其布局影响深远，京都鸟羽离宫的胜光明殿、法住寺的最胜光院、奥州的毛越寺、无量光院都以此为范本。

作为佛家弟子的藤原赖通，在设计时就把平等院当成佛教王国来设计，把佛教世界的香雪海、须弥山、金城理论与建筑和园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阿字池(喻阿弥陀佛)为中心，岛上的阿弥陀堂又名凤凰堂，源于凤凰涅槃的典故。凤凰堂为唐朝样式，平面和立面中轴对称，皆似凤凰；中金堂、翼廊楼，斗拱层叠，飞檐高翘，正脊雕凤，仿佛凤凰展翅，被奉为古建的经典。凤凰堂中置阿弥陀佛像，墙上绘释迦八相图和净土九品变相图及云中供养图。

从东岸的小御所遗址远望池中的凤凰堂，透过窗户依稀可见阿弥陀佛像，此情此景，俨然一幅西方极乐世界。中轴西岸为山坡地，偏北为来水，名法华水，喻法华经是其经典，水边立赖政墓；偏南是净土院和罗汉堂，再南为养林庵和书院。水池西北有最胜院和不动堂，此处为枯山水内庭，洗手钵为舟形；水池西南为现代构筑的凤翔馆，展览平等院历史；水池南面为六角亭。入口在池北，正对观音堂，曲径边高林密丛，有松林、枫林、古藤架、青苔坪、巨山石，一派苍古之色。

复制平等院

在夏威夷有一座跟京都的几乎一模一样的平等院，夏威夷政府和日本后裔缅怀在日本祖先早年渡海来夏威夷当劳工暨表彰其对夏威夷所为之一切贡献，于1960年代建造一座完全仿造日本京都平等院的寺庙，是按照东京平等院的原型一比一的复制出来的。连一旁钟楼里重达三吨的青铜钟也是按原型的梵钟在日本大坂专门打造后运过来的，同时也命名为平等院，且夏威夷的平等院在建筑结构上面完全没有使用任何一根钉子。

旅游相关

地址：京都府宇治市宇治莲华

交通：JR奈良县宇治站步行10-15分钟

门票：600日元（含凤翔馆），凤凰堂3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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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对日本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而佛教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思想文化传播的载体。随着佛教传入日本，与佛教相关的文化也开始生根发芽，佛教美术就是典型代表之一。日本从飞鸟时代开始就以极大的热情在寺院建筑等方面效仿中国，以致于当时日本出现了远高于其社会发展水平的寺院建筑与佛像雕塑。这种单纯的模仿一直持续到平安时代前期，直到唐朝安史之乱后日本中止向唐朝派遣遣唐使才告一段落。

在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之下，飞鸟奈良平安时代（6-12世纪）日本的佛教美术经历了怎么的发展阶段？各阶段的特点如何？产生这种特点的原因为何？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展开论述。之所以选取平安飞鸟奈良三个时代为例进行考察，是因为6-12世纪这600年间，中国经历了由隋唐盛世到安史之乱后的战乱四起，这种兴衰变化在研究日本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变化方面颇具意义。

一、日本佛教美术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飞鸟时代（592年－710年）的佛教美术

公元6世纪，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这给一直信奉神道的日本带来了巨大影响。日本国内就是否接受佛教这一新的宗教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崇佛派的苏我氏战胜了废佛派的物部氏，为佛教顺利在日本传播开辟了道路。飞鸟时代佛教因苏我氏与圣德太子的支持而迅速发展壮大，此时期以首都飞鸟为代表，日本全国掀起信奉佛教、修建寺院的热潮。但由于该时期，普通老百姓不被允许信奉佛教，也被禁止去寺院听讲佛经，故此时的佛教于日本民众而言，与其说是对佛教经典的信奉传播，倒不如说是带有浓郁中国风格的结构复杂、宏伟壮观的寺院建筑与庄严肃穆、金碧辉煌的佛像雕塑更为给人印象深刻。

飞鸟时代无论是寺院建筑还是佛像雕塑都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影响。首先，在当时结构复杂、宏伟壮观的寺院的建筑是日本所没有的，与同时期日本的建筑水平有着天壤之别。588年开始兴建的飞鸟寺（也称法兴寺）、593年圣德太子牵头建立的四天王寺、607年建立的法隆寺等都是飞鸟时代寺院建筑的杰出代表，大都模仿传承了中国寺院的建筑风格。其次，在佛像雕刻方面则分别受到北魏雕刻风格与南梁雕刻风格的影响。一般认为，北魏雕刻样式具有表情严肃、线条硬朗、左右对称等特点。鞍作止利创作的飞鸟寺大佛表情威严，面带古朴的微笑，给人以超现实的印象。

除此之外，法隆寺金堂的释迦三尊、法隆寺梦殿的救世观音均受到了北魏雕刻风格的影响。而中宫寺和广隆寺的弥勒思惟木像则受到中国南梁的雕刻风格影响，弥勒佛面部表情温和慈爱、写实主义色彩浓厚，具有线条柔软、造型多变的特点，也打破了北魏雕塑左右对称的构图。再次，出土于奈良明日香村的高松冢古坟的壁画带有浓郁的唐朝画风，其中的男女群像图与唐永泰公主墓的壁画十分相似，无论是饱满鲜艳的色彩、线条勾勒还是衣着服饰、手持物件都可以找到中国唐朝的特点。

(二)奈良时代（710年-794年）的佛教美术

奈良时代佛教因受到国家的保护进一步发展壮大，朝廷提倡佛教的政策在圣武天皇时达到顶点，不惜倾尽国库兴建寺院，“镇护国家”思想成为此阶段佛教的主要特点。在此时期，日本多次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兼收并蓄、积极热心地吸取唐文化。与此同时，唐朝高僧鉴真受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之邀，为弘扬佛法、传律授戒，不畏困难东渡日本，传播唐朝文化，为中日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大力支持和唐朝佛教文化的影响，奈良时代的寺院建筑、供奉在寺院内的佛像、壁画以及各种工艺品，都堪称艺术佳品。特别是8世纪中叶圣武天皇时期，迎来了日本佛教文化的最繁盛时期，文化史上称作“天平时代”。

在寺院建筑方面，728年圣武天皇建立的东大寺、鉴真东渡的次年759年开始建造的唐招提寺都极具代表性，均受到盛唐寺院建筑风格的影响，呈现出左右对称、整齐划一的建筑美学。在佛像雕刻技术方面，除了传承保留飞鸟时代的铜像、木像之外，还出现了以木头做芯用粘土固定塑形的塑像技术及鉴真从唐朝带到日本的干漆夹苎技法，这些新的雕像技术为奈良时代的佛教雕刻提供了技术保障。

东大寺法华堂供奉的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均为塑像技术的代表，塑像表情柔和、气质高雅。东大寺高3.6米的不空罥索观音像、唐招提寺的鉴真像则采用干漆夹苎技法，工艺精湛，堪称日本佛教雕刻的佳作。在绘画方面，麻布菩萨画像无论是绘画主题还是绘画技术都沿袭了中国南北朝至唐朝的风格，笔触尖锐。药师寺的吉祥天女画像与中国唐代仕女画风格相似，色彩饱满，画风华丽。

(三)平安时代（792年-1192年）的佛教美术

平安时代跨度近400年，其佛教文化截然不同，一般以唐朝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平安前期与平安后期。

平安前期，因前朝奈良时代国家佛教过于介入国家政治，桓武天皇支持僧人最澄、空海创立不同于奈良国家佛教的平安新佛教——密教。平安初期的密教虽然也以镇护国家为首要目的，但不同于奈良佛教，密教崇尚功利、注重现世，更多的是通过咒语和祈祷为天皇及贵族避灾祈福。因此，密教美术与庄重严肃的奈良佛教美术不同，带有夸张而神秘的色彩。

首先，密教的寺院建筑因大多远离都城建于山间，所以不再有奈良时代气势宏伟的寺院建筑，而是依山而建，用扁柏树树皮做屋顶。室生寺的金堂、五重塔都是此类代表。其次，密教佛像雕塑以木雕为主，佛像的尺寸也不及奈良时代宏大，旨在表现密教的神秘色彩。元兴寺的药师如来像、神护寺金堂的药师如来像、关心寺的如意轮观音像皆具上述特征。其次，在绘画方面，神护寺、教王神护寺的曼荼罗再次展现了密教佛画的神秘美感。

平安后期，唐朝安史之乱，日本中止了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逐渐减弱，日本的佛教美术也由模仿唐朝转为本土化、和风化。10世纪中期，“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受到贵族及百姓的追捧，净土信仰应运而生。这是唐式文化向日本式文化过渡的重要信号，在佛教美术上也得到了印证。在寺院建筑方面，净土宗为了表现现世的极乐净土世界，大多会在以水池为中心的庭院的正面建造阿弥陀堂。

1052年藤原赖通以别墅为寺创建的凤凰平等院阿弥陀堂就颇具代表，它采用了“寝殿式建筑”，这是当时贵族邸宅流行的建筑风格。“寝殿式建筑”以寝殿为中心，北、东、西各有厢房，各房屋间用回廊连接，寝殿前设有水池。“寝殿建筑”房屋内部不设墙壁，而是按需要用纸质推拉门将空间分隔，屋顶也不使用瓦片，而是用扁柏树皮葺屋顶。“寝殿建筑”具有典型的日本风格，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建筑样式。

在佛像雕刻方面，采用“寄木造”的技法，由多名工匠分别制作不同部位，然后再进行拼装组合。凤凰堂本尊阿弥陀如来像为佛像艺人定朝作品，佛像采用了“寄木造”的工艺制成，佛教底座精雕细刻，柔和细腻。在绘画方面，平安后期无论是绘画题材还是绘画风格都鲜有唐朝元素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以贵族日常生活中的风景、人物为题材的和风画。

二、日本佛教美术发展演变的特点及原因

以飞鸟、奈良、平安三个历史时期为例对日本佛教美术从寺院建筑、佛像雕塑和佛教绘画方面进行考察后，可以认为日本的佛教美术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在佛教美术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倒挂的现象。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佛教美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上层建筑。一般来说，文化艺术发展水平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与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但是，日本佛教美术的发展却远超出了当时日本社会的经济水平。以飞鸟奈良时期的寺院建筑为例，当时结构复杂气势宏伟的寺院建筑水平，与尚处在奴隶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初期的日本是不相符合的。

原因在于，佛教在日本的特殊传播方式。佛教传入日本后，成为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稳定的一种手段，并没有在群众中普及开来，或者说普通百姓是不被允许信奉佛教、听经礼佛。无论是飞鸟时代“崇佛派”与“废佛派”的斗争，还是奈良时代为“镇护国家”而存在的国家佛教，或是平安时代新佛教“净土宗”的诞生，都与政权统治紧密相关。

可以说，在当时佛教于老百姓而言是遥不可及的神秘存在。由于得到了统治阶级的直接支持，佛教在建立寺院、创作佛像方面没有受到当时日本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是与同期中国的佛教美术发展水平相当。这种“由上及下”的外来文化吸取方式在日本历史上并不鲜见，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能最大限度避开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限制，以最快速度吸取、消化外来先进文化。

其二，日本的佛教美术经历了由“完全模仿中国”到“独具日本风格”的发展阶段。飞鸟、奈良时代日本的佛教美术基本是在模仿中国，从当时寺院建筑、佛像雕塑及佛教绘画中都可以找到可以中国元素，甚至有学者认为飞鸟、奈良时代的佛教美术属于中国佛教美术的一部分。

到了10世纪的平安时代中后期，日本佛教美术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实现了“日本化”、“本土化”，此时期日本佛教产生了神佛习合的思想，“本地垂迹说”正是佛教融入日本本土文化的佐证。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可以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是日本对中国佛教文化进行长时期模仿之后，有了一定的人才技术储备，开始对中国佛教文化进行吸收、消化，使其实现“日本化”。这种“取其所长，为我所用”的能力，对日本的佛教美术发展尤为重要。外部原因则是唐朝的安史之乱削弱了日本效仿中国的决心。

唐文化对日本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从飞鸟奈良时代日本的寺院建筑及佛像雕塑风格便可察知。日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模仿中国，原因在于中国隋唐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安定，日本希望通过效仿中国加快社会进步的脚步。然而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后，唐朝陷入藩镇割据的混乱之中，时任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建议停止遣唐使的派遣，中国与日本的交流一度中断。这种外力使得日本佛教美术开始脱离“中国元素”逐渐实现“日本化”。

三、小结

以飞鸟奈良平安三个时代为例，从寺院建筑、佛像雕刻、佛教绘画入手对各时代的日本的佛教美术进行考察后，不难发现日本的佛教美术与中国这条主线联系紧密。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日本佛教美术因统治阶级支持而得以在最大程度模仿中国，保持高水平发展。从最初的“模仿中国”到后来的“日本化”看似偶然，却是必然，这种从模仿到本土化的演变进程贯穿整个日本历史，对研究日本对待外来文化态度方面很有价值。当然，中国对于日本的影响远不止佛教美术这一层面，在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影响都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

相关词条

大德寺、清水寺、神护寺、银阁寺、东寺、西本愿寺、万福寺、龙安寺。

参考资料

平等院·携程旅行网官网